克强总理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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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遗体于11月2日在北京火化。
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
我们分享一篇文章，讲述了三位同学、旧友对李克强的追念。文字中的点滴细节和几件小事，生动而真切地描绘出了李克强的智慧、宽厚、正直、谦逊……
“纯真而不欠闻达，善良而不失坚强，把生命高举在尘俗之上，又融化于社会之中，这应当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追求。”——李克强
作 者：王世涛 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兼碳中和专委会主任
27日早晨，习惯地打开手机，“李克强同志逝世”映入眼帘……我边看，边心里难受，我的眼睛湿润了，过往与李克强交往的往事涌上心头……
我是1985年5月由化工部第一设计院调入团中央机关工作的，之前几年李克强作为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及候补书记已经到团中央工作，记得1985年他担任了书记处书记，分管学校部和联络部，但是我在宣传部科技处工作，所以在团中央工作的2年多还没有工作交集。
虽然没有工作交集，但是作为同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77、78级大学生，他的大名久已知晓。他1982年毕业留校后就担任团委书记，年底被选为团中央常委，三年后，年仅30岁的他被增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很有幸，1987年7月，天津团市委召开换届大会，我陪同李克强前往天津出席会议。这次虽然往返仅仅一天时间，但是我们是驱车同车前往的。
一路上，他与我谈共同都有的上山下乡和大学时光，交流如何根据当代的青年特点做好共青团工作，特别是他关心我的生活和工作，让我陪同他一起会见了天津市委和团市委有关领导并出席了大会。
回京时，他专门在我的笔记本上赠言：“驱车一日偕忠厚人同行，人生百年与志远者共进”，从哪至今，这促成我逐步形成了要做“上对天、下对地、中间对良心”和“人生百年与志远者共进”的做人准则。所以，与克强这一天的同行，成为我人生的美好记忆之一。
后来，我调入天津团市委担任调研室副主任，并兼任天津青少年报社第一副社长、副总编辑。在这期间，有幸多次在多场合见到李克强，并且他多次邀请我到他办公室叙旧和交流工作。
他平易近人、注意调查研究、善于倾听他人意见、决策言简意赅、关心帮助同志、作风雷厉风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3年6月下旬，李克强作为新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把他的下基层的第一站选在了天津，而我有幸作为接待团队主要成员，全程4天陪同和服务了团中央调研组，并在《天津青年报》一版署名采写刊发了《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来津调研指导工作》《第一书记下基层——团中央来津调研组活动侧记》两篇报道和侧记。
我记得，6月23日，李克强率领的团中央调研组一行5人到达天津并立即工作。
调研组的活动行程是紧张的，从早到晚几无空闲。短短的4天时间里，他们冒着酷暑，深入到滨江商厦、南开大学、钢管公司、开发区、市团校、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十几个基层单位，召开座谈会，与柜台服务员、岗前工人、科技人员和各层次的团员青年、团干部直接交谈。
调研组的每一位成员，都没放过任何一个与基层团干部、团员青年接触的机会，想方设法摸实情、交换看法、指导工作。
在滨江商厦，当李克强听说全商厦已有青年明星岗11个时，他仔细察看询问了有关评选青年明星岗（员）的评议表和明星岗（员）的现场操作表演，并用流利的英语与电讯文表部的1364号服务员对话，实际考察青年明星岗的效果如何。
当青年明星岗员们流利地回答了问题后，李克强称赞青年明星岗（员）活动是天津团组织围绕经济建设引导团员青年做贡献的好形式，值得在全国总结和推广，并“向青年明星岗的同志们致意”。
他希望滨江商厦的团员青年真正与顾客共欢乐，与企业共命运，为把商厦建成全国的一流企业再做贡献。
调研组的作风是务实的，有课题、摸实情、讲实话、交思路、重指导。李克强来津伊始，包括到各个基层单位和座谈会上，都开门见山地交待来意：团中央调研组的任务就是围绕如何搞好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工作的问题开展调研，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鲜经验，指导团的工作，推动共青团工作再创新局面，再上新台阶。
因此，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认真地听取基层团干部和党政领导的情况介绍，相互讨论，提出工作指导意见。
在高校座谈中，师范大学团委介绍了团组织肩负起学生思想教育主渠道的基本做法，引起了克强的浓厚兴趣，并与在座的各高校党政领导和团委书记进行了讨论，他希望天津高校团委要探索和总结出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来。
他说：团组织必须有所作为，要敢于承担责任。党组织把思想教育的主渠道交给团委，是对共青团的信任和支持，我们要勇敢地承担起来。现在机构改革是大趋势，但只要我们把主渠道承担起来，做出贡献，团组织就不会被削弱，而只会有所加强。
在与企业团干部座谈中，有的团干部谈到团员队伍萎缩问题时，克强插话说，各级团组织都应重视和解决好这个问题，要为党组织提供充足、可靠的后备来源。
接着，他就如何延伸团的工作手臂，做好35岁以下青年工作谈了自己的看法，并与团干部们进行讨论。他希望天津团要在这方面做出积极的探索。
在听取团市委工作汇报中，时任团市委书记散襄军讲到团市委围绕中心工作开展青年效益工程、人才工程、科技工程和团的实体建设工程，李克强予以了充分肯定，他认为天津团的工作路子对、抓得实，在全团走到了前列。
当他听到天津团当年要抓好8件实事后，称赞天津团市委的工作扎实，重实效。他当场对团市委筹建天津青年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的作法给予了肯定，鼓励团市委大胆地试，培养大批既精通团的业务，又掌握经济知识技能的团干部，开拓多种模式办团校的新路子。
匆匆4日，难忘的4天，转瞬即逝。
4天里，我亲眼见证了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及团中央调研组的同志们，不顾疲劳，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到团员青年之中，无论是在钢花飞舞的炼钢炉前，还是在熙熙攘攘的三尺柜台前，或是在开放前沿的三资企业的车间里，都留下了他们严于律己、不图虚名、踏实深入、务实求实的身影和言语。
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他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他要用这温暖的炭火燃起老区孩子的希望。此后，“希望工程”“青年文明号”“青年志愿者”等活动如火如荼燎原全国，开创性地探索了用社会力量促进社会发展的方法和途径。
后来，我们虽然先后离开了共青团工作，但我与广大人民群众一样，共同感受了他省长、省委书记、副总理，特别是成为总理十年的无私付出和贡献。
后来见到1982年1月10日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毕业前夕，李克强为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位同学写下临别赠言：“纯真而不欠闻达，善良而不失坚强，把生命高举在尘俗之上，又融化于社会之中，这应当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追求。”
我想，这种抱负，或者正是他从政以来的重要精神动力吧……
早上听到李克强突然去世的消息，震惊到让我木讷许久。尽管由于“级别”和“安保”的隔离，我们已经二十年没有联系了，但仍使我几度喉头哽咽，几欲下泪——为了这位老同学老朋友的噩耗，也为了这不应该的时候。
首先扑入脑海的是二十年前那次最后的通话。那次我去河南寻访旧地（我在80年代中期在辉县做过副书记），想起克强同学，就打了个电话。
秘书告诉我，省长去开封抗洪了，估计很难安排见面了。不想我一顿饭还没有吃完，克强把电话打回我手机上。一聊竟然四十分钟。聊了旧事，近况、我的企业发展，他的抗洪等等。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他说：还是你好啊，那么自由……
我都忘了当时如何回应他的感慨，也许说说当年的理想和情怀，也许说说你现在有机会了，应该施展一番……（也许心里想：你真是得便宜卖乖，我自己白手起家办企业容易吗？）大概就是这些意思。
说实话，克强做到省长、书记，后来又去辽宁，任常委，当总理，我都不惊讶。因为从北大77级开始，他已显露出过人的才华和人望，加之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以及与此相关的“组织培养背景”，在校时这种“期望值”似乎就有了。
我和克强同学是在北大读书时认识的，我们都是77级，我在哲学系，他在法律系。那时北大思想十分活跃，由此也引导了同学们的跨系交流。我是经技术物理系另一位同学的推荐专门去“拜访”克强的，从此成了朋友。他是我在法律系认识的第一位同学。
我们在北大期间，北大学生会还有一个创举：设立“常代会”，主要职能是对学生会的监督。这是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张炜根据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的经验提议设立的，并推荐李克强担任第一任常代会主席。
这种制度安排当时在北京乃至全国高校是独一份，几乎也是空前绝后。由于某些原因，常代会并没有长期坚持下去，但是却使同学们初步体会了“权力制衡”的原理。
在校期间的许多交往已经淡忘了，还记得一件事，我们毕业前一年，在他的倡议下，我们成立了一个“政治学读书小组（沙龙）”，大家以自己的读书心得做一些交流。有一次在一间教室讨论到后半夜，散会时发现教室门被锁上了，大家只好爬窗户出去回到各自的宿舍。
克强为人平和而宽厚，行事谨慎而沉稳。毋庸置疑，他从法律到经济的学研经历直到担任大国总理的言行，一向坚持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价值理念，没有动摇过。
可叹的是“高处不胜寒”，如果时局为当年的理想提供更好的条件，也许将有更大的作为。当然，也可以说，他的机会已经很好了，可是他是否充分利用了？真是“性格决定命运”，人耶？势耶？
克强在团中央工作时，就住在大楼后面的宿舍里，房子很小。有一次到他家拜访，他一边给我削苹果一边说：我刚去朝鲜访问回来，这是他们送的苹果，就是这样。我一看，又黑又小。
有时候我会往他家打电话，经常是他夫人程虹接听。虽然我和程虹老师并没有更多接触，但是机缘巧合，可能与我后来到河南工作有关，我却与她父亲程金瑞和母亲刘益清多有来往，也曾到他们团结湖的家里去拜访。
刘阿姨曾任新华社《半月谈》副主编，曾经到辉县看过我。程叔叔后来在国务院扶贫办工作，90年代初曾到访过我刚刚创业的东莞企业。这一家人都十分和善儒雅，令人尊敬并感到亲切。
从1983年到1984年，有一年多时间，我在中国社科院和团中央合办的青少年研究所工作，就在团中央大楼里上班。所以，我也会偶尔走进他的办公室聊聊天。聊理想，聊未来，阻力不小，前途光明。
我到辉县以后，有一次回京，又到他的办公室看看。他说，有一个出访日本的机会，团员都是团干部和青年杰出人物，你是全国青联委员又在辉县任职，你如果愿意可以安排。
我当然喜出望外，我还没有出过国，现在人家都出国留学，我却一头扎到农村去了。当时就决定了，促成了我作为中日友好21世纪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于1986年10月的访问日本。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事。在克强同学生前以及昨天去世，官方多次公布过他的简历，我发现一件事情总是被忽略了：他曾经兼任过中青旅集团的董事长，而且应该是该集团公司的创始人。
那时他担任全国青联主席，也就是团中央的二把手。大约90年代初的一天，我们有一次私下的交谈，他眉飞色舞地大谈有关旅游业、酒店业的投资、收购与发展规划。
那时我刚刚决心“下海”不久，没想到他对办企业也这么有兴趣。至今我还记得他那雄心勃勃且有些得意的样子。尽管那仍是国家机关办企业，拥有不少特殊资源，但在那个国家资源尚属贫乏的年代，以他当时已有的地位和前途，如此认真地投入企业经营也让我留下深刻印象。
斯人已逝，痛惜不已，追忆旧事，唯有反思自己：在人生旅途与时局变迁的交叉点上，我们究竟能做什么，怎样做得更好？这真是一个永久的而令人叹息的话题。
克强总理走了！噩耗传来，先是不信，继而震惊，然后沉浸在无限的悲痛和怀念之中。
10月27日一早，被朋友的电话惊醒。第一感觉，那不是真的，在我们这一届大学生里，李克强还算是比较年轻的，比我还小几岁。今年年初才刚刚退下来，应该更加轻松，可以更多休息，也应该更加健康了。
再说，在现在的医疗条件下，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怎么可能突然去世呢？我们也刚刚纪念了毕业40年，还准备在5年后纪念入学50年时请他参加呢。
然后，铺天盖地的消息和悼念，让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人民的克强总理，我们的克强同学真的走了！
对于全国人民来说，克强是敬爱的总理，“人民的好总理”，这是网上最多的留言。他任总理的十年，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改革，关注民生。他的突然离世，人民无限缅怀。
“六亿平民温饱怀心底，直抒胸襟，言犹在耳；万里长江波涛难倒流，坚守开放，竟成遗言。”陶海粟同学的这首短诗，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克强总理坚守改革开放，克强总理心系平民百姓！
对于我们来说，克强还是77级的同届同学，北京大学的校友。同为北大77级的文科院系，我们经济系跟法律系的同学经常在一起上公共课。
但我认识克强同学，还是在他担任北大学生会常代会主席之后。我的室友张炜当时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因为工作关系，克强好几次来我们宿舍找张炜。
我那时经常在宿舍看书，张炜不在时，基本上都是我开的门。我想克强当时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一定是“张炜不在”。
后来，我看到克强经常到我们经济系听课，看来他从本科开始就对经济学感兴趣。我那时对法律也感兴趣，也去法律系旁听一位中国香港律师讲课，好几次就坐在克强同学旁边。
1980年北大学生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张炜同学参选，我参加了他的竞选班子。除了我们班全体同学外，李克强等学生会的一些同学也签名参加了对张炜的推荐。
毕业时，同学们议论，说我们这一届有两个人将来可能很有作为，一个是张炜，一个是李克强。但在言谈之中又对张炜有所担心，觉得他的性格太“北大”了，缺乏克强的那种“忍”劲。
毕业后我出国留学了，直到1995年才回到北大。克强毕业后留校当团委书记，如愿以偿地在我们经济系读了硕士和博士，后来一直在团中央工作。
再一次跟克强打交道是2002年我当了校长助理分管基金会和校友会工作以后。每年的两会期间，校友会都会把两会代表中的北大校友请回学校。
当时，克强在河南省当省长和书记，后来又去了辽宁，两会期间也回了几次母校。我向校友们介绍学校发展情况，还请他们观看学生艺术团的演出，也跟克强聊天合影，可惜这些照片在别人的相机里，现在也找不到了。
克强到中央工作后也回过北大。一次是大运会传火炬，顺便参观了校史馆。另外一次还考察了国家发展研究院，即当年我们创办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期间我们都有机会聊两句，深感亲切。
还有两次见克强是在中南海参加总理的经济座谈会。
第一次是参加温家宝总理的座谈会，克强是副总理。一般情况下，部长们和副总理们会先到会场，我们就有机会跟他们聊一会儿。
那一次跟克强副总理主要聊经济问题。他说，“你是经济学家，要多给我们提一些意见建议。”我说，“我给你写信你能收到吗？”，他说，“没问题啊”。
可惜我后来一封信都没有写过。有关北大创办国际法学院的事，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但考虑到他太忙，那封信最终也没有寄出。
那一次因为时间比较充裕，我们还聊了关于城镇化、医疗改革等问题，直到温总理来了，会议开始，大家各就各位。后来克强当了总理，我又被邀请参加了一次座谈会。但是，总理一出场，座谈会就正式开始了，没有了那种轻松自然的交流机会了。
克强作为北大77级的校友，对母校的感情很深。季羡林教授去世时，他专程前往吊唁，向季老的遗体告别。然后又到休息厅看望等待中的北大校领导。见到我后叫了一声“海闻”，紧紧握手，共寄哀思。
还有一次是在博鳌论坛。他作为总理做了主题发言，后来又召集了一部分学者、国内外企业家开了个座谈会。看到我后很高兴，一边握手一边说，“你代表北大啊？”，我连忙说，“不敢代表”，大家轻松一笑。
2018年是北大建校120周年，也是我们77和78级入学40周年。我们组织了纪念活动，我担任了筹备组的负责人。我们很想请克强回母校，但也深知作为一个总理的不便。他知道了这个活动，就请秘书通过校友会要了活动的议程和纪念品。
由于北大77和78级里的省部级领导很多，校友会对纪念大会的接待工作有点不知怎么办。
于是，我起草了活动通知，在最后特别加了一条：“本次活动为同学聚会。无论职位高低、财富多寡、声名显隐，除了年龄和身体之因素外，一律无差别接待。同吃食堂、同坐院系的观众席。此规则请各院系联系人及时通知所有同学。”据校友会的同事说，克强看到后说，“这条规定好！”
2022年，我们77和78级毕业40周年了。去年因疫情，纪念活动一推再推，最后只能在今年补办。我们毕业时，国家开始实行学位制度，77级本科生是共和国的第一批学士。但是，我们毕业时没有学位服，也没有学位授予仪式。
因此，在今年5月的纪念活动中，我们搞了一场“归来仍少年—时光穿越毕业典礼”，很多同学做了学士服。法律77级的同学也为克强定制了一件北京大学文科学士的礼服，希望他能收到。
毕业40年的纪念活动结束后，大家意犹未尽，决定在2028年举行北京大学77-78级本科生入学50周年纪念活动，而且兴致勃勃地提出，届时一定要请克强参加。可是今天，克强突然去世的消息给了我们沉重的打击。
克强，我们的好同学，你为什么走得这么匆忙？
毕业40年的纪念活动结束后，大家意犹未尽，决定在2028年举行北京大学77-78级本科生入学50周年纪念活动，而且兴致勃勃地提出，届时一起要请克强参加。可是今天克强突然去世的消息给了我们沉重的打击。
克强，我们的好同学，你为什么走得这么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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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车汶颖（实习）
审核：蔡章丽
来源：“学术派”公众号